被传染的不仅是病*，还有恐慌
文
徐凯文来源
大儒心理咨询
ID
gh_0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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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不一定是坏事
当人们意识到灾难和危险来临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恐慌等负性情绪。恐慌的情绪一般主要包括恐惧和焦虑。我们害怕危险来临危及自己或亲人的安全乃至生命的后果。
恐惧和焦虑会使得人心跳加速，害怕，提心吊胆，而且常常出现心悸、气急、出汗、四肢发抖、甚至大小便失禁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恐惧和焦虑也常常使人情绪失控，行为失当。
这些强烈的恐惧和焦虑会导致一系列的行为，推动我们采取行动去处理这些引发人强烈不舒服和痛苦的体验。这些行动包括：
（1）面对和战斗，去解决问题；
（2）回避和逃离，忽视或者逃离危险。
虽然听起来“面对和战斗”是积极的行为，但如果行为不当反而会引发次生灾害，例如恐慌情绪的蔓延，过度应对，行为传染。
而“回避和逃离”虽然听起来比较消极，但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人类获得更多生存机会的有效措施。
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5月17日我和一些媒体记者一行20多人从北京出发前往灾区。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成都的一个酒店里，第二天就要出发前往重灾区。当时灾情非常严重，一方面是余震不断，另一方面大灾之后的大疫，灾区传来消息说正在防控霍乱等疫情，而我们这些人是写了生死文书，本着牺牲的精神前往灾区的。我们一行人在白天为救灾*队做了一整天的团体心理辅导，晚上开会计划第二天的行程和工作计划，直到凌晨一点大家才睡下。很疲倦，我很快就睡着了。
睡梦中，我梦到地震又发生了，房间剧烈摇晃，墙上开关都扭曲变形了。我在睡梦中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这是梦境，是我自己心存恐慌所致。
直到第二天早起，才听宾馆服务生说，5月18日凌晨1点多发生了6.0级余震。当时宾馆里的四川人都惊醒并迅速离开了大楼逃往安全场所，而我们北京来的20多人都在熟睡中，没有一个人惊醒离开的。
想想都后怕，如果这又是一次8级大地震，我们这些北京来客生存的机会显然要比四川当地人低得多。
为何同样经历地震，四川人和北京来客反应程度差别如此之大呢？这是因为刚刚经历了大地震的当地人，还处在创伤后的恐慌情绪中，处在对危险的高度警觉下，因此对地震的危险信息尤为敏感。
而我们这些外地来客没有亲身经历地震，而通过间接方式体验到的危险所引发的恐慌情绪，不够强烈到对危险信号高度敏感的程度。
所以说，面对灾难和危险，人们出现恐慌是一种必然，是正常人类应对不正常情况的正常反应。
这些反应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不仅是正常的，甚至还有增加生存机会的作用。
例如这次疫情中购买和使用口罩，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不去高危的场所，积极获取相关医疗信息等。
既然，出现恐慌是合理的现象，甚至还有适应性的意义，那我们为何还要应对和处理恐慌情绪呢？
这是因为过度的恐慌会导致一系列身心乃至社会后果，造成次生灾害，这种社会层面的心理次生灾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比灾害本身更严重。
2恐慌为何是更严重的次生灾害？人类在面对灾难和危险时出现的恐慌情绪，会推动人去采取行动解除这些危险和痛苦，而不适当的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即次生灾害。
次生灾害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
生理损害——易患疾病：
短期内的焦虑和恐惧，会使人处在“应激”状态中，人的内在生理机能被激发，如分泌“肾上腺素”来积极应对危机。
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的话，长期的恐惧和焦虑会造成免疫和内分泌功能的损害，直接导致免疫力下降，引发疾病。我们要乐观，保持心情愉快。
心理损害——压力传递：
恐惧和焦虑，会使人急于摆脱困境和痛苦体验；而恐惧和焦虑的核心体验是危险和失控，人们也急于重新获得可控感，因此做出不理性的应对行为。
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将这些恐慌、焦虑和压力传递出去，造成过度的扩散和蔓延，从而造成放大效应。
抗击病*感染，管理者要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压力和情绪，同时也起到稳定*心的作用。
社会损害——谣言四起：
当灾难和危险发生，情况尚不明了，危险尚未解除时，因为人们希望获得可控感，对危险信息更加敏感，因此对信息需求变大，也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此次武汉肺炎危机发生在自媒体时代，一些无中生有的谣言已经发生。
这些谣言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发生在危险和动荡时期，传播迅速、传递恐慌、有一定真实背景。
谣言总是盛行于群体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当人们处在紧张、焦虑、失控和恐惧中时，总是期望尽快控制局面，解除焦虑，因此会格外